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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士管金生:国债黑色8分钟改变其命运

来源:未知

万国证券最风生水起的那段时间,业内常说,万国发展得好,是因为老板的名字起得好,管金生,你敢跟一个为管钱而生的人比财运吗?

在人生的巅峰,管金生的风头确实无二。

那时,万国证券一度持有中国七成的A股和几乎所有的B股。承销业务占全国总份额的六成,忙的时候一天要出席4个发行仪式,最后要由政府出台将业务协调给别的券商。

管金生野心勃勃地打出“万国证券,证券王国”的旗号,声言万国会成为中国的野村和美林。那时,没有人怀疑他办不到。

戏剧性的是,从一代大佬到阶下之囚,管金生只花了8分钟时间便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1995年1月,著名的巴林银行因一个期货经理的错误判断而破产,管金生吃惊地说:“中国发生这么大的事还得10年吧!”他做梦都没想到,没过几天,自己就亲手酝酿了一场足以与其比肩的金融灾难。

而令他一败涂地的,正是当年成就过他的东西——国债。

如今,国债期货的重启被提上日程,管金生这个与它生死相连的名字,也再度回到公众视野。

黑色8分钟

之所以说管金生的命运与国债密不可分,是因为他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倒卖国库券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国库券刚推时并不被看好。后来,因为各地国库券出现了差价,银行又没联网,这个品种出现了有利可图的黑市。敏感的管金生立刻嗅到了商机,派出万国人马跑遍了全国的城市农村,见国库券就收。一堆几块钱面额的国库券就那样被塞在麻袋里,被万国员工坐着扛着运回上海,变成了价值百万的证券。

万国成功逃过了监管层的法眼,完成了惊险但丰厚的原始积累。

也许正是因为发迹于国债,管金生对它有着打不垮的自信。

1994年下半年,上海的国债期货高潮渐起。管金生自然不会错过这波行情。1995年初,在国债期货市场上,代号为“3•27”的国债会不会加息成为最大的悬念。3•27国债将在该年的6月份到期,按照其票面利息和保值补贴率,每百元到期应兑付132块钱,可当时市场流通价为148块钱。按当时的利率,其回报太低了,市场普遍认为财政部会提高3•27国债的利率。

但管金生却认为,那时中央正狠抓宏观调控,在利率决策上一定会趋于保守,不会轻易从国库拿钱来贴,所以坚持做空。按说他的判断也并没有错,可是他忘了他的对手是中经开,一家隶属于财政部的国字头公司。2月23日,财政部宣布提高利率,3•27国债市价开始猛涨,一上午就冲到了151元。就在万国还在殊死抵抗之际,原本跟它一同做空的盟友辽国发突然倒戈,转道做多。这样一来,3•27国债每涨一块钱,万国就要赔出10个亿。

管金生急红了眼,为了不让万国倒闭,他在收盘前的最后8分钟作出了改变他一生的决定,一口气砸出了上千亿元的卖单,将价位打回147元,国债期货崩盘。

管金生破釜沉舟了。砸出千亿卖单,意味着至少要有100亿的保证金。万国有吗?显然没有。管金生的操作违规成为不争的事实。

当晚,上交所受命宣布,3•27国债最后的8分钟交易属于万国蓄意违规,故此时间段的交易无效。该决定下达后,万国由盈利42亿,变成巨亏60亿。

这最后的8分钟改变了一切。5月17日,国债期货被叫停。5月19日,管金生被捕,为其中国证券业探路者(15.490,0.13,0.85%)的生涯画上一个黑色的句号。

1997年,管金生被判入狱17年,有意思的是,大家都知道他因何被捕,但其被指控的罪名却为贪污、渎职、挪用公款,只字未提在国债期货上的违规操作。

一代枭雄功败垂成,最后剩下的只是静默——管金生没有委托辩护人,也拒绝了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。

“国王”与罪犯

“尉总,管金生那天晚上头脑清醒吗?”

“不清醒,他在那之前一年就没清醒过。”

说这话的是尉文渊,曾经的上交所总经理,也是当时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,在3•27国债风波中受到波及,被免职。

曾经有人说,管金生跌得狠,是因为他之前太顺了。

尉文渊后来回忆3•27国债事发时,管金生对他说,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了,人们能对我怎么样?“明显,他对中国国情判断有误。”这就是他最大的不清醒。

但尉文渊同时指出,不同的人在同样的制度下,也许会有不同的结局,阚治东就能以其谨慎的性格逢凶化吉。

如果只是因为做了一个券商老总,管金生还不足以被称为“证券教父”。事实上,他是最早意识到市场培育重要性的人物之一,并在很多方面开了风气之先。

为了激发人才对证券业的兴趣,他在多所大学里兼职做老师,并邀请高盛等国际投行人士给学生们讲课。

“管唯一的问题就是在万国快速发展时期,简单化的管理造成了风控盲点。”当年的万国资产管理部副总卫哲说,事实上,1994年底,管金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,“可惜晚了点。”

到了后期,万国的粗放式管理已登峰造极,公司的资金和股票,管金生随意地就可以拆借或赠送给朋友。万国的强大也让管金生的自信变成了自负,不再相信没栽过跟斗的自己会做出什么错误的决定。直到遭遇3•27事件这个滑铁卢。

入狱之后,管金生没有了消息,有记者去采访他,他只是说自己又操起了翻译的旧业,编译一些经济金融类的著作,却不愿再透露对这个市场的关注。

而万国后来与申银合并,也不再复当年世界级券商的盛景。

多年以后,尉文渊说,3•27国债事件是中国金融证券市场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,参与其中的人,自然都会有所牺牲。但它不单单是由于管金生的赌博失误而让市场崩溃的问题。万国和中经开的行为都是错误的,中经开当时逃过了惩罚,让万国单独受罚,这是不公平的。

2011年的全国两会,3•27国债事件调查处理的负责人、中金董事长李剑阁也对《华夏时报》记者坦承,当时出问题,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,比如交易所的基础设施,过去连个电脑都没有,也没有限仓制度,一个人可以无穷下单。而且当时只有2%的保证金,证券公司收1%,交易所收1%,但是为了扩大交易,券商也不好好收,交易所也不好好收,就变成两个人在赌,不动用真金白银就在那儿喊,风险很大。如果真的往里放钱,因为涉及利益,大家可能反而会小心一点。再一个就是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和法规监管等方面政策不健全。

时隔17年,当事各方都认识到3•27国债事件不再是某个人的问题,而是制度设计和市场本身的问题。也正是对这件事的一致认识,促成了今天国债期货的重启。

2003年后,管金生已申请保外就医,在上海安享晚年。如今在上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金融顾问,时常往来于家乡江西做一些项目。

事隔17年再来谈管金生的罪与非罪,似乎是个让人困扰的话题。就像《中国证券市场批判》的作者袁剑所说:“在一个全面失控的体系中,我们已经失去了统一的评判标准,将管金生们定义为罪犯是非常容易的,将他们塑造成英雄也同样容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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